实行股份制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合资企业，要考虑到其他股东的情况，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

总体看低利率或负利率有助于股市泡沫的高位维稳甚至使得泡沫刚性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庞大的泡沫的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向中央政府集中，这些泡沫原来可能是岌岌可危的，在负利率和零利率之后，逐渐变得刚性。

即国家信用越来越成为资产价格的支撑力量。二是中国的债务现状，对持续利率下行构成期待。我们倾向于认为负利率会明显地延缓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使得美联储在2016年内加息非常困难，甚至有可能迟至2017年上半年，美联储都难以果断地采取加息的步骤。目前中国面对债务滚动的压力、面临实体经济转型压力，也可能会被迫走向一个长期的低利率进程。同时由于金融机构资产端收益率下降和负债端成本的锁定，两者之间往往存在错配性。

第三种假说是，负利率意味着各国央行面临从创造和监管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的进一步转型，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告别了大规模现金使用时代，Inclusive Finance的发展依托于高度垂直封闭分布的金融账户体系，这赋予了央行比较充沛的把无风险利率降到极低甚至零以下的能力。近年来，一些经济体在货币量宽之后陆续陷入了负利率状态，人们对负利率现象的分析莫衷一是。(宋，1995，15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中国总理赵x阳的高度认可。

(赵 2010,304)这两门学科的本科人数大约占了中国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并且仅次于工程学的受欢迎程度(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描述知识扩散的一个后期阶段时，他写道：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将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而不是提供高级的选修课程)……这里可以给出明确的预判，学生将把西方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知识。在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因此，中国经济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1】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但近年来，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大学、智囊团和政府机构中任职，他们也开始为海归学生提供人脉资源了，就像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曾经发挥过的作用那样。

流行的观点，至少是在互联网上，似乎是支持郎对当前管理层收购制度的批判。(傅士卓 2008, 265-266)这部法律被延迟通过，但它最终对反对派做了一些让步。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傅士卓 264-265)刘的警告是具引人注目的，因为他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代替计划)、社会主义竞争等等许多改革的基本话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把经济学描绘成一种技术理性，中国经济学者已经趋向于去政治化的市场改革。到了本世纪头几年，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了。我相信，罗斯基的论文已经含蓄地将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了。我试图弄清审稿政策如何改变，由谁负责。

自1998以来，《经济研究》的主编就换成了刘树成，一个计量经济学家。整个改革过程(摸着石头过河)中，这个集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同右派(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或是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竞争。

[74] 最后的步骤 许多相互独立的变化巩固了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该期刊似乎将自己定位于经济研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

宋描述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应该以和现代物理学同样的方式赢得信仰。与之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详细的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被允许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更进一步，还需要让经济学思考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如完善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最优性)。看来，不管是没有被SSCI收录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杂志，还是被SSCI索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杂志，如《科学与社会》，享有的分值都比较低。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邹至庄由此推断这次的高调宣传暗示了中国官方对现代经济学的认可。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环境问题，以及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出效应的担忧也构成了重新审视现行经济理论的潜在理由。

第三，最高领导人，如……采用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言辞来证明和支持国企改革和入世。[65]张五常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巩固了中国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

上世纪80年代初时张五常回到了香港。有趣的是，曹聪指出了一个受西方博士教育的经济学家不愿回国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原因：在长期留在海外之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国人称之为关系)很薄弱。

宋龙祥的博士论文为这种立场的内化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罗斯基12 / 86，32-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基本是被当作思想史来对待的。

这种类型的指示似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3. 具体的技术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活动分析和线性规划等……看来，这样的方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 接下来，我们辨别出那些着重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西方经济分析的研究……就像医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师要慢慢地适应不熟悉的机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北大的一名法学教授坚持要保护公共财产的地位，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要保护私有财产的地位。张五常在美国先后从师于阿尔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科斯，而后又度过了13年的教学生涯。另外，他们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的传统认同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成他们回国的作用。

2007年，中国的全部本科毕业生中大约有5%是学经济学的(同上 304)。现在，一篇发表在西方的像《美国经济评论》那样的领军的新古典主义的杂志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与在中国的这四个一级期刊发表文章相当，甚至还要更优。

其中包括：来自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学会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议;来自学习外国经济学课程归来的中国毕业生的压力;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智囊团的游说。(邹至庄2000，53;邹至庄1994 50-51) 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设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了基于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考试(赵2010，309)。

[72]一些曾经在《经济研究》发表过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告诉我他们不再向《经济研究》投稿了。由于一些一流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审稿政策，以及SSCI排名(倾向于新古典主义期刊)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受到了贬抑。

1998年，中国明显增加了海归经济学博士的福利，如在大学提供四倍的工资(邹至庄2000，57)并允许兼职教职(教授能够保留在西方大学的显要职称并继续在那里教书)。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智慧的怀疑，正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怀疑一道增加。顺应并加强期刊的选择偏向，已成为中国的研究基金和经济学院系领导们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原因。这是因为一个人不是单单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他更会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

[71] 《经济研究》看来是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这些举动是中国更宏观的吸引国外科技专家的政策的一部分。

中国的考评系统对西方期刊的排名基于SSCI排名;对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前4名)似乎依赖于由南京大学大概在2000年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汪雄辩地描述了这种方式最近的发展： 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

赵海云报告如下：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差别不大…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必须由教育部批准。改变领军的经济学期刊的编辑政策和美国一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学规范的核心，就是控制经济学领军期刊的审稿政策。